互助组(互助组的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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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互助组的背景下互助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Jun Gu等人基于群际接触假设，通过在厦门沧海中学实施的一个随机实验，检验互助组了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弟之间的群际接触效应。结果显示：以有趣的、合作性的解谜任务为形式的群际接触，显著减少了彼此对另一群体的负面态度，这一发现对于打破中国学校教育的区隔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期介绍其主要研究成果。

这是社论前沿第S349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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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大量研究文献证实了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Cheng et al., 2014; Li and Shin, 2013;Nielsen and Smyth, 2011; Nielsen et al.,2006; Yue et al., 2013)。农民工的工作，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3D工作（dirty, dangerous，demeaning）”(Roberts, 2002)。除了遭受源于户口的制度歧视之外，农民工的边缘化也跟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消极态度有关，具体表现在：因大量城市问题而苛责农民工，比如拥挤、犯罪、环境恶化和失业(Solinger, 1999)，通常根据农民工在公共场合的口音、外貌和穿着，为其附着上负面的刻板印象(Gan, 2014)；在描述农民工时，构建的是往往是负面形象，使用诸如‘cheat’, ‘ignorant’, ‘misbehaved’, ‘stupid’, ‘thief’ 和‘violent’等词语(Gan, 2014; Li et al., 2006; Liu, 2008; Wonget al., 2007)。农民工也感知到城市居民看不起他们，视其低人一等（Wong et al., 2007；Li，2006)，跟市民有过不愉快的接触，经常遭受言语虐待(Gan, 2014)。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城市中优势内群体（城市居民）和弱势外群体（农民工）之间的泾渭分明。

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父母迁移城市，或出生在城市。但即使生在城市，因为户籍随母的规定，他们仍被视为所出生城市的外来者。按照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城市中拥有农村户口的0-14岁孩子为4200，0000，占农民工人口的16% 。Gan (2014)访问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看法，常见的观点是缺乏父母管教的野孩子(Ye Hai Zi)，要为大多数的城市青少年犯罪负责，通常被看作没有礼貌、粗鲁的。在Gan (2014)的研究中，很少市民和农民工子女有过直接接触，他们的看法通常是来源于对农民工的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

农民工子女经常因其外表和方言受到排斥，蒙受了来自城市同龄人的强烈歧视(Chen, 2014; Lin, 2012)。相比于城市孩子，农民工子女经常衣着寒酸，卫生习惯不同----比如，较少饭前洗手(Chen, 2014)。在广州的一个调查中，三分之一农民工子女报告因外表和举止被城市同龄人嘲笑或戏弄过(Lin, 2012)。作为结果，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中抑郁和孤独的发生率要大大高于城市孩子(Hou et al., 2011;Zhou, 2010)

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观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时，起笔题词“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中国政府表示，要通过学校系统，促进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的融合，也已经颁布法令农民工子女能够就读公办学校。在公办学校，他们可以和城市小伙伴们一起生活和学习，促进—至少是理论上社会融入(Lin, 2012)。这一政策对于打破市民和农民工子女之间的社会障碍的功效还没有得到检验。

所以，该研究利用群际接触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于评估这项政策具有直接的意义。

　　理论框架

Allport’s (1954)的接触假设表明需要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群际接触能够减少群际偏见，因此改善群际关系，促进社会融合。Hewstone and Brown(1986)提出，“愉快的和、合作性的”接触类型，可以将对另一个群体成员个体的态度变化，泛化到所有外群体成员。这种泛化效应得到了Brewer&Miller’s (1984)去类别模型、Gonzalez&Brown (2003)、Gaertner等 (1989)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Gaertner & Dovidio (2000)的双重认同模型，等研究的证实和推进。

许多研究，如Pettigrew &Tropp(2006)使用孩子或青少年样本检验接触假设(Cameron et al., 2006; Grutter and Meyer, 2014; Rutland et al., 2005;Turner et al., 2013)，检验学校取消隔离对于促进接触和减少偏见的好处。这类研究的起点是年轻人进入隔离性的学校，与其他群体成员接触的缺乏加强了构成负面态度基础的模糊和刻板印象(Turneret al., 2013)，大多数使用美国或英国样本(Schofield, 2009)。

关于中国城市接触假设的既有文献只有两个，且都是对成人的研究。Nielsen et al. (2006)研究了关于成人市民对农民工的态度的群际接触效应，在后续研究中，Nielsen and Smyth (2011)检验了群际接触对于成人农民工对成人市民的态度的效应。

该研究的目的是检验中国城市青少年和农民工子女之间的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群际接触，是否能产生对另一群体的更积极的态度。

　　研究过程

该研究的调查时间和地点是2014年3月-2015年1月，在厦门海沧实验中学。因为在中国，一个班级一天都是学习同样的课程，换句话说，不同班级的学生只有最小的前实验接触机会，为检验接触假设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从初二12个班级中随机抽四个班（A、B、C、D）。使用学生注册信息，每个班随机抽取15个城市户口和15个农村户口的学生，最终形成118个学生样本。A、C班的市民学生分别和B、D班的农民工子女随机配对，形成城市-农村互助二人组。

每个人配备一个卡片，写有姓名和户籍身份（比如，“张明，城市”），并被随机分派到有接触群体（30对）和无接触群体（29对）。每一对并排坐在桌子前。桌子上分别写有“城市”或“农村”的标签，参与者对号入座。一旦坐下，互助组的每个参与者被指示交换名片，以便认识。参与者被强调要记住搭档的姓名和户籍身份。

每个互助组被要求处理来自Raven的36个谜题(Raven, 1936, 1981)，这个工具一般是用来测试孩子的一般认知能力。使用社会接触研究文献(Pettigrew and Tropp, 2006)中既有的程序，操纵每个互助组中参与者的接触数量。

实验组中，所有36个谜题都以一个小册子的形式提供，互助组的参与者被鼓励彼此讨论，一起解决问题。控制组中，提供的是两个独立的小册子，每个册子上有18个谜题，参与者被要求独立地解决尽可能多的谜题。所有参与者的时间期限是15分钟。

任务之后，参与者报告他们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总体态度，使用里克特量表测量（1= 非常负面，3=中立，5=非常积极），并完成一项问卷调查，包括个人（学龄孩子）幸福指数(Cummins and Lau, 2005)和人口学信息。参与者父母也需要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包括个人（成人）幸福指数(International Wellbeing Group, 2013)、人口学信息、出生地点、定居厦门的时间，等等。

10个月后，进行了后续调查，检验实验操控的接触对参与者的外群体态度的效应是否能够持续较长时间(Enos, 2014)。

　　研究结果

第一个实验中，所有人都能正确指认互助组另一方的姓名和出身（即农村或城市），也能正确报告自己是否得到操控（即跟对方有无接触）。后续实验中，实验组的29名城市学生中，24人回答完全正确；29名农村学生中，19人回答完全正确；控制组的29名城市学生中，19人回答完全正确，29名农村学生中，20人回答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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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得到证实。Panel A of Table 1 显示，有过接触的城市学生和农民工子弟相对于没有接触的，都报告了对对方较积极的态度。Panel B of Table 1阐述了群际接触效应的数据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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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检验了效应是否依赖于社会经济因素及这些因素的群体分布。性别、个人幸福感，父亲移民时间、父亲的城市起源，清楚显示在分配上是无偏的。

互助组(互助组的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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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以最小二乘法回归，检验参与者对彼此的态度是否随着这些因素而变化。模型1显示参与接触活动对态度产生了显著影响，且这个影响不随户口地位或性别而变化。模型2控制了参与者的个人幸福值，PWI解释了态度回答中令人惊讶的数量变化。模型3纳入父亲迁移和父亲出生的变量，结果并不显著，可见主要是户口类型界定了群体成员身份。

　　研究讨论

实验结果证实了Allport’s (1954)的群际接触假设，与Hewstone and Brown’s(1986)的结论一致，即“令人愉快的、合作性的”的接触类型，对于将一个群体成员个体的态度变化泛化到所有群体成员是必要的。Nielsen, Smyth等人虽然较早报告了类似结果，但该研究使用的实验设计是对早期横截面调查结果的重要推进。

态度改变的持久性被证明是认知失调的一个功能。即，如果对一个人或群体的盛行态度与其所感受到的那个人或群体的行为不一致，那么产生的心理不舒服就会影响态度变化，将态度和体验相调适。Senemeaud &Somat (2009)表明失调引起的态度变化至少可持续一个月,因此，在10个月之后的后续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强烈显著的影响就不奇怪了。

研究令人振奋的是就城市户口的参与者而言，最初和后续的实验组差异不显著，但是后续研究中实验组和控制组差异显著。同时，后续研究为最初接触效应提供了另外的证据：控制组的态度和行为在两个时间节点都非常相似。但是对于实验组，最初实验水平是提高的，在后续研究回落到与控制组相似的水平。跨时期的测量表明不是因为简单幸运地采用了随机分派实验组的方法，而是接触在影响态度变化方面是成功的。

该研究发现接触效应在城市孩子、农民工子弟两个方向上都得到了证实，这对于中国政府如何打破教育隔离，促进青少年群际态度的改变是积极的一步。教室，对于实施目标策略，改善使城市居民和移民产生隔阂的负面态度而言，是一个理想而自然的实验室。

虽然从实践层面讲，很难实现将所有的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女聚在一起进行接触活动，但是替代的“拓展接触”（Cameron et al., 2006）效应表明，即使围绕学校社团，将城市和农民工学生小规模的聚在一起从事有趣、合作性的接触任务也是可行的。这样的策略可以集中在学生领袖或学生委员会或学生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因为他们在同龄人群体中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

　　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

作者认为，研究的局限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在于：第一，只在实验之后10个月的单一节点检验了群集接触条件是否一致。未来研究可以检验在更短的时间后是否一致，比如说最初几天，然后一周，一个月等等。第二，互助组中先入为主的地位不平等的可能导致感知为帮助行为，而不是合作行为(Dovidio et al., 2006)。有可能在每个互助组中，已经暗含了等级结构。所以，对于未来研究来说，要明确任务分配的互助组的每个人都是地位平等的，没有领导者。第三，研究限定在中国的一个城市。环境是中国社会不安的主导因素之一(Zhang, 2007)。城市环境压力源的不同水平和类型可能影响群集接触的结果。多点调查应该关注外部的环境压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愉快、合作的接触对于改善负面的群际态度的效能。第四，该研究的自然延伸就是做想象性接触研究(Crisp and Turner, 2009，2012, 2013)，有利于克服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女社会和空间隔离的现实障碍。

文献来源：

Gu, J., et al.(2016).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attitudes in urban China. Urban Studies.53(14): p. 2991-3006.

文献整理：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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